京九铁路上的春运归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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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新京报记者1月17日乘坐京九线列车从北京前往深圳，抵达的次日再乘坐K106 次列车返程。在列车上，有返乡的农人工、回家的学生、逆行的爸爸妈妈和孩子。新京报《剥洋葱》出品

  2025年1月19日，阴历腊月二十。上午11点10分，从深圳东开往北京西站的 K106 次列车开动。

  半个小时前，检票口一铺开，战役的号角就打响了。冲在前面的大多是无座的，其间胜利者一个小时前就站在了部队最前头。那些行李多的也在想方法，一位挑了两担子蛇皮袋的老迈爷，和他拖着三个行李箱的老伴，在开检前五分钟向作业人员请求挪到了一旁的特别通道。

  眼下是一年中最忙的春运期间，车到东莞东时，超员率达40%，有182位无座旅客。餐车厨房里一同开着三个灶一块炒，运上车的蔬菜有一百多斤，塞满了三个冰箱，是素日菜量的三倍。有多个方面数据显现，自 1 月 14 日至 2 月 22 日，为期40天的春运，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估计打破5.1亿人次。

  K105/106次是京九线年来串起了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西几个劳务输出大省，运送的多为打工者、省亲人员、返乡学生，还有逆行的爸爸妈妈和孩子。在这样的京九线慢车上，最直白、最野生的春运局面正在产生。

  一位70多岁的白叟，为了回老家给爸爸妈妈添坟，扛了30多个小时的硬板儿（硬座）；一个爷爷领着孙子去看望姥姥姥爷；一个常在外新年的老“浪子”要去看90多岁的姑妈……

  新年也代表着新的开端。一个带货主播回家前烫了新发型，期望从头再来；一个小演员刚刚完毕在北京的日子，期待着来年去横店碰碰命运；一个90后打工人计划来年完毕流浪，回乡创业……

  从北京丰台站15号进站口，到列车6号车厢，有大约三百米间隔。1月17日清晨3点，李春来在这段路上跑了两趟。

  更切当地说，是挪了两趟，他的行李实在太多了。两个用鞋带系紧的鼓囊囊蛇皮袋，用三四个黑色垃圾袋打开拼成的超大包裹，外加一个手提袋。更要命的是，近百斤的重量压垮了铝制小推车，在半路上掉了两个车轱辘。

  这些行李包含，被褥、鞋子、锅碗瓢盆、衣服、东西，都是一点点赚来的，李春来舍不得扔，里头也有部分是儿子的。儿子40多岁，上一年在北京开塔吊，年底去西藏干电工了，音讯是工友传递的，说赚钱多。

  李春来65岁了，戴着一顶起毛的旧帽子，夹克衫袖口、领口蒙上一层油。曩昔的一年，他在北京打了好几份工，当保安和搞美化都是一天120元，有的当地管吃住，一天就能少花20元，不抽烟不喝酒，能剩余3000元。

  尽管日子辛苦，但雨雪天无法室外作业时，他会买个鸡腿，整点花生米，“欸，这便是最享用的”，说“欸”的时分，他成心拉得老长，还舔了舔嘴唇。

  现在列车正在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往山东菏泽的家里赶，李春来吹起了小曲，看向窗外梦想自己在旅行，当视野扫过平整的麦田时，李春来知道，家快要到了。

  立刻，他就能见到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了。他感谢母亲身体健康，给他在外打工发明了条件。本年新年他还有一个使命，向返乡的工友们探问探问，年后上哪适宜。要求很简单，老板能准时发薪酬。

  李春来是京九铁路的慢车上的典型农人工。这条线衔接北京、深圳，再经过菏泽、亳州、阜阳、南昌等劳务输出大市，在列车员的内部软件上，以上几个站点被标记为“大客流”。

  辨认农人工的方法也很简单，经过行李。以蛇皮袋、尼龙袋、床布为主，主打一个经济实惠。塑料桶也挺盛行的，它们原先装的东西形形色色，油漆、堵漏液、涂料等，但现在它们都有相同的用处——既装杂物，又当凳子。坐在过道里的一位农人工展现，他底下的塑料桶里有工服、瓜子、电池、牙刷、绳子、钳子、螺丝刀……

  一些农人工在大城市打零工，没固定场所。一旦放假，工地上暂时建立的板房就拆了，行李得随身带着，回家也好，去其他的当地也好，都便利。

  有列车员说，前些年铁路有规则不让带控制刀具，但这是“农人工吃饭的家伙事儿，哪儿能不让带”，所以在带着品这方面，又放宽了不少。

  挑选慢车而不是高铁还有一个原因，实惠。以深圳到阜阳为例，慢车硬座180.5元，硬卧310.5元（上铺），高铁837元。有人戏弄说硬座是“扛硬板儿”，也有人没买到坐票，站着也要回家，站票和坐票价格相同，但和卧铺比有的相差一倍。

  没有什么是不值得节约的，时刻不值钱，力气也不值钱，省下的钱，花去整段搭车时刻也不一定赚到。

  这是大多数人的观念。比方深夜坐在车厢衔接处喝酒的王小亮，素日里他一顿饭只花3至5元，剩余的钱孝敬爸爸妈妈，寄给一双儿女，还要增加家具。

  上一年王小亮最快乐的事是在河南老家买新房了。“44岁才有了归于自己的榜首套房”，王小亮说，他花了打工20多年的积储才换来一套县城30多万的房子，可是买完就没钱装饰了。半年多来，他把薪酬分红许多份，一点一点给妻子寄曩昔，先是一把椅子的钱，然后是一张沙发、两张床……渐渐地拼成了一个家。

  想到要在新房新年，王小亮归心似箭。从买上票的那一天起，他就觉得归家的日子怎样过得那么慢，“一年都过完了，怎样就差这13天。”登上车后他更觉难熬，干脆和其他工友一同喝酒，喝醉了时刻过得快一点，眨眼就到家了。

  午饭时刻到了，75岁的山东聊城人徐芳全正在吃泡面。热气扑上了他的眼镜片，邻座的小孩笑他，他也回了一个咧嘴笑，显露满口银牙。

  牙是三四年前补的，50块钱一颗，花了1000块。钱是儿子出的，车票也是。他的儿子在深圳打拼十多年，保安、物业、司机都干过，攒下的钱买了房，已久居深圳了。日子晋级，车票也晋级了，从坐票到卧铺票，徐芳全能够在列车上躺平了。

  自从老伴逝世后，家里就剩徐芳全一人了，逆行和孩子聚会，他坚持了十多年。为了去看儿子，徐芳全预备充分。前两天，他去买了几桶香油，是当地特产老字号的，在深圳的儿子总惦记着。动身前，他换上了菱格背心加灯芯绒夹克，那是他最面子的衣服。然后再从家门口走2.5公里的乡村野路到村道上拦公交，一路坐到火车站。

  在深圳新年，徐芳全一般要待上十天半个月的，他哪儿也不想去，在家陪儿孙就知足了。他也不是没想过待在孩子身边，但儿子也有一大家子要养活。另一个原因是，他也舍不得家，家里有能聊到一同的同乡，有大宅院，还有那十来亩玉米地。卖玉米加上养老金，一个月能得八九百。徐芳全的观念是，能赚钱养活自己，就决不费事孩子。

  徐芳全从没打过工。上世纪90年代，村子鼓起打工热，孩子才几岁大，他舍不得出去。提到这儿，他想到自己的父亲，1956年父亲被分配到哈尔滨农学院上班，一向干到退休。父子俩就那么一向分隔两地，60多年前的新年，他也曾“逆行”，单独坐着火车北上去找父亲，东北的冷，一路的艰苦他至今难忘。

  现在的京九铁路上，也有许多“逆行”孩子，比方正在看数学讲义的15岁高一男孩张帅，几分钟前他刚从衡水上车，目的地是终点站北京。

  父亲是安徽人，母亲是河北人，夫妻俩在北京打工多年。母亲去北京早些，大约20多年前就跟着张帅的姥姥姥爷去了。刚开端是在街上卖花，现在晋级成婚庆花卉。

  离家久了，张帅觉得聚会如同更珍贵了。想家也变得具像化起来，比方一长串的菜单，想吃妈妈做的红烧肉，爸爸烧的土豆丝，奶奶蒸的大包子，还有弟弟存的糖。张帅有一个八岁的弟弟，每次在他回校园的那天起，弟弟就会存下五颜六色的糖，自己只吃一点，留下许多给哥哥。

  四年来，在张帅的心里，爸爸妈妈的重量逐步加剧。他比早年更能发觉他们的艰苦。父亲给人做司机，早上6点起，晚12点才到家。母亲的手上总是有伤，有的是鲜花刺伤的，也有的是假花边际的铁丝划拉的。

  夜深了，在灯火通明的硬座车厢，多数人抵不住困意。有人把脸埋在窗布里；有人命运好霸占着三排座椅，横躺着；有人手撑着二郎腿；也有人趴在伙伴的腿上。

  打工人黄继林没有睡，他紧挨着车厢头的充电插座，坐着等手机充满电，等得不耐烦了，他就站起往来不断过道抽会烟。这一路对他来说有点难熬，从始发站巴彦淖尔到倒数第二站东莞东，他要扛24个小时的“硬板儿”。

  问起去东莞干什么，起先他说是去新年的。后来他又改口说是去作业的。在东莞，工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在厂里的活，本年新年就这么定了。冬季是农闲时期，大城市的劳务市场正人员严重，趁着春假去打工能赚比平常多三倍的钱。

  掰着手指算，曩昔的一年，黄继林“去的当地宽了”，有6个，在南宁砍甘蔗，在内蒙古摘辣椒，在浙江打磨抛光，还有贵州、安徽、重庆，都干了些什么他不肯细说。最终一个打工地是这趟列车的开始站巴彦淖尔，叫什么姓名他想了半响也没回想起来。

  黄继林本年52岁，带毛领的皮夹克紧紧地包裹上半身，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好像用了好久，镜片上一片模糊。

  上一年没怎样赚到钱，他不觉得糟心，自称心态好的窍门是“懒汉赚钱全赖来年。”相比较真金白银，黄继林觉得朋友多才是财富，由于他从不扯皮，以诚心换诚心。所以“有的朋友蛮喜欢我，走到哪儿都想带着我走”。

  这回也不破例，带着他走的朋友是李兆奇和张霖，他们知道11年了，平常相互帮衬，哪有好活都邀着一块。眼下这趟活是张霖找来的。前几天，一个在广东开劳务公司的朋友告知他，新年许多工厂都缺人，他就吆喝上黄继林一同去看看。

  李兆奇说，张霖是他们中的“老迈”，干活的这一年，其他两个哥们都说是“打工”，但在张霖的描绘下，变成了陪他俩玩一玩，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在大西北和大西南来回跑动，现在又去华南。至于赚钱，他说得轻飘飘的，“钱够用就行，不在乎多少。”

  张霖也是他们中仅有带着媳妇的，“他对老婆很好的”，黄继林竖着拇指夸“老迈”，“是个男人。”但黄继林自己的媳妇“不在人世”了。十年前，一场事端后，媳妇逝世了。他说两人爱情特别好，从没吵过架，媳妇下葬那会，他三天三夜没吃东西，喝酒麻木自己。他的爸爸妈妈也“没了”，“家里太孑立了”，黄继林说。但换个视点想，没挂念也代表着没担负，钱能存就存，能花就花，一个月抽焰火四五百也没人数说了。

  李兆奇的状况和他差不多，家里就他一个人，闲不住。媳妇和他离婚了，现在有了新的家庭，对此他也不肯再提，“又是伤心事。”

  尽管本年新年不回家，但他们仨凑在一同，也是一个“家”。“朋友和朋友一同过新年，比在家里高兴”，至于新年那天在干什么，尽管他们还幻想不出来，但“必定不是愁眉苦脸的姿态”，张霖说。

  尽管买了卧铺，但章玲怡没怎样睡。两个孩子一个六岁，一个八岁，在车厢里上蹿下跳，一会头磕着了，一会抢夺手机。章玲怡一边照看两个“烦人又狡猾”的孩子，一边和对面铺的另一位母亲沟通育儿和婚后日子。

  这会她正带着孩子们从山东聊城动身，回江西老家新年。在聊城，她和老公开了八年的眼镜店。快新年了，生意冷清下来，她带着孩子先一步回家，老公随后再回。

  章玲怡30岁了，容貌和装扮还像个孩子，皮肤白白的，学生头，笑的时分显露两个小梨涡，白色的毛衣上绣着一只小狗，纽扣是七彩的。她18岁成婚，21岁就生下榜首个孩子。

  孩子们一天天长大，烦恼也越长越大。老公在外应付多，她既要看店又要接送孩子、教导作业、做家务，作业多得数不完。

  可是再怎样累，章玲怡也不肯把孩子扔在老家，留守儿童的心酸她太清楚了。小时分她和爷爷日子了13年，新年也没能和在山东打工的爸爸妈妈聚会，她不理解为什么其他小朋友扎了新头花，穿了新衣服，而她只需烂棉袄穿。在心里，她怨过爸爸妈妈。

  章玲怡还要做一个“顶天立地”的姐姐。18岁起，为了给爸爸妈妈减轻担负，弟弟的日子费加教导班费、膏火也落在她身上。现在弟弟上大学了，她一个月要给三四千。为此，她不得不拼命赚钱，在许多个深夜躲着老公孩子流泪。

  一想到回家，章玲怡就什么烦恼都忘了。新年和母亲、婆婆在一同，她能够少做许多家务，遗忘妻子和母亲的人物，从头变回一个女孩。和朋友逛街摄影，和老公像谈恋爱那会相同，过二人世界。

  张巧丽和她正好相反，在外创业的时分，她是独立的作业女人。只需回到家，她才脱去社会身份，变回一个母亲。

  坐在车厢里，张巧丽十分显眼。黑色泡泡袖、潇洒的蕾丝领、大卷发用五颜六色发带绑在头顶，是时下盛行的韩国少女装扮。大约没人想到，她是个40多岁的单亲妈妈，有三个女儿。

  说起三个“很漂亮的女儿”，张巧丽满意地数起来，大女儿现已在北京作业了，二女儿是舞蹈特长生，刚参加完艺考，三女儿是射击运动员，上一年在省里拿到了冠军，“我这辈子赚钱就为了培育她们。”

  张巧丽是四川人，曾在北京创业，三个孩子也是在那里长大的。她说，那时分北京雾霾多，一次去南昌作业时，爱上了那儿的空气，买了房子，把孩子接曩昔上学。后来她在北京创业失利，又跟闺密跑到银川预备从头开端，现在还在打基础。

  失利了一次，又从头开端，张巧丽需求很大的勇气。提到这儿，她榜首次皱起眉头，现出额头上的重重皱纹，不过时刻短一瞬往后就舒展开了。

  前一天正午张巧丽从银川动身，清晨2点多在衡水转车，才搭上这趟京九线去南昌，路上要花去一天半的时刻。一路波动，就为了陪女儿们过个团圆年。

  刘丽现已忘了究竟几回了。她的家园阜阳是个劳务输出大市，每年有很多劳动力前往珠三角、长三角务工。1992年的春天，南巡之后，深圳一度人头攒动，全国各地的人纷繁去那里淘金。刘丽的爸爸妈妈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头扎进了打工潮，成为深圳的建设者。

  高中时，她走这条道路，从阜阳到深圳探望爸爸妈妈。读大专时，她又坐上它，从阜阳到北京，春运时再坐回老家。

  现在，她现已30岁了，这条铁路载着她去和老公重逢。上一年，夫妻俩完毕了在京十多年的打工生计，老公去深圳打工，她则搬到老公老家商丘看孩子。

  “逆行”父亲郭永杰也是阜阳人，上个世纪90年代末现已50岁的他南下到汕头打工。那是一个冬季，正是农闲的时分，近邻老乡吆喝着要不一同去汕头看看，他就跟着一同去了。他回想，那时村里70%的农人都去打工了。

  在工地里给人搬砖，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12点，一天才得十几块钱，但这些钱再少，也比种田强，这样的日子郭永杰过了10年，差不多坐了20趟春运列车。刚开端仍是烧煤的蒸汽火车，咔嚓咔嚓响得人睡不着觉。

  郭永杰榜首次坐火车，京九线刚注册没几年，这条路上的榜首列车是1996 年 9 月 1 日由北京西站开往深圳站的 105 次，现在这趟车车次为 K105 次，“K”是快车的意思。

  K105/106的列车长常赤军记住，他刚参加作业的1998年，超员率能到达70%-80%，是现在的一倍多。这趟车途经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西几个劳务输出大省，一到春运就人满为患。

  上个世纪90年代时，列车员会专门建立关门小分队。每个门抽几名主干从外关门，把吊在车上挤不进去的乘客往外拽。一些农人工十天半个月都上不去车，多留一天，车票就要多改签一张。一次，有人拿着一沓改签车票直直跪在常赤军面前。

  关于那时的乘客来说，只需挤得上去，什么都能忍受。常赤军记住那时分，人只需坐上车了就得憋着不能喝水，就算能挤到厕所，不到一平方米的厕所也塞了十个人，没有当地腾挪。临到站半个小时，列车员就要预备穿过人群了，他们的方法是踩着椅子边、桌子、行李等全部能落脚的当地，一点点挪曩昔。

  20多年来，常赤军在列车上见证了打工者的改变。现在，南下的打工族大部分会集在二三十岁左右，不少拎着电脑包，穿戴西装。那些五十岁往上的农人工也没早年那么苦了，乐意买卧铺的，拖行李箱的变多了。早年只需能上车就行了，没人关怀吃什么喝什么，现在人们越来越考究了，带上车的饭菜和零食都归于“享用型”的，比方鸡腿、鸭脖、火腿肠。

  这条路上的景色也变了。常赤军记住早年都是土房子，但现在有了高楼大厦，农人的房子也更考究审美了，西式的罗马柱、徽派的青瓦，林林总总的。

  跟着高铁、动车、民航的开展和私家车的遍及，回家的人流越来越分散了，这趟车变得没那么挤了。K105次前面的K字头也不再意味着快车了，但它仍有存在的含义。春运时，除了愈加接地气的热烈，也有一种寂静在车厢里流动，在归途中人们放下对物质的追逐，心中只需开始的牵绊。

  夜里12点，在K105次五号硬座车厢，一位70多岁的白叟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18岁时的一次事端让他落下残疾，现在他已久居深圳，儿孙满堂，日子美好。和大多数白叟不同，他不爱回想曩昔，但他还仍惦记着一件事。1月20日这天，他坐了30个小时的硬板儿，回到已成曩昔式的故土，预备在新年里给逝世十多年的爸爸妈妈添坟。